据西西提供的一份证据清单显示，他们提交了三十份材料以证明“同性恋不是病”。其中包括有新闻报道、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发言、精神科学及心理学领域的著作，以及涉及同性恋权益的诉讼判决书等。
证据列举了一篇2001年3月《北京青年报》的报道，标题为《我国重新定义精神病标准，同性恋不再统划为病态》，报道以CCMD-3的出版为背景，受访专家称同性恋去病化是社会进步。另一资料显示，2018年11月，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中，回应了性少数群体权利的问题，代表团称，中国一贯尊重LGBT+群体的健康权，并给予其平等的社会保障。
葛昂分析，立案难是同性恋反歧视诉讼案的一大难点，包括此起诉讼也是。由于难以证明“恐同”图书内容与同性恋者存在侵权关系，便只能以产品质量作为案由。“如立案时就表明跟同性恋相关，那不被立案的风险就会变大。”葛昂补充道。
此外，他表示，法官认知也是一个难点，即需要法官接受同性恋相关的知识及认知。比如，在2014年的“同性恋矫正治疗维权诉讼”的判决书中，法官就写上了“同性恋不是病”。
诉讼历时三年，西西留意到，在此过程中，越来越多人关心“恐同教材”的问题，并且出现了自发行动，包括联系编者修改、在微博曝光等。在新浪微博上，“曝光恐同毒教材”的话题有1477.2万阅读及1.1万讨论参与，至今仍有网友及志愿者团体持续在话题上曝光“恐同教材”。
网友在微博上曝光的“恐同教材”，截图自新浪微博
大学期间，在诉讼之外，西西还曾游说出版社修改“恐同教材”。“游说影响到了部分出版社和编者，也收到了一些积极回应，比如很明确地表示以后不会出现类似错误。”
西西向全现在出示了《变态心理学》一书主编王建平的回复，王建平向西西表达感谢，并称正在修订的新版教材中，会特别注意她提出的意见。
至于是否继续提起上诉，西西及律师均表示，仍在商议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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